理性国度的感性之火——浅论《报任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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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已在其他场合、更早之前发表,已无时效。

我们的国家,向来是以一种「古典形式的理性」所著称的。从传说时代开始,我们的民族就陶醉于秩序与典范之中,以守制尊礼为国家立足之本;我们对于「秩序」、「规范」之不懈追求,是在同时期的其他任何文明之中都难以见到的。

尽管这种秩序日趋崩塌,到春秋时代将要结束之时已经跌入尘埃无人问津,却终于又得到了孔子之革命性的「创造」,而在其基础上创生出一种全新的秩序,并由此奠定了之后两千多年的儒家理性。至汉武帝时,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文化政策,这种理性终于确立为全体国民1的必备品,后世再无人可由之彻底解脱出来。

从历史上来看,这种儒家的理性,应当是传承于每一个受教育的人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大多因为这一种儒家的理性精神而不得不放弃完全自由的个人情感,只能将其紧密结合在天下大事之上,成为理性国度之中冠冕堂皇的国民之一;而有一些远离庙堂之高的文人们,不愿受这重羁绊,走向了田园、玄思或佛学之中,或者成为了飘逸浪漫的诗人。这一种区分,大致是不错的;但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前面的那些所谓「理性国度」的居民之中,仍然是有几个异类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正是其中之一,尽管从后世的反响来看他可是一位为后代文人们尊奉的偶像。这是一种令人奇异的矛盾。

现在,我们要从这外在的矛盾出发,而深入这个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最好的入口,理应是那篇令人一读便难以忘怀的《报任安书》了。

1 《报任安书》:一篇没有回响的自白

《报任安书》可以看作是司马迁关于一生的自白,这是大家都能够认同的;但说其没有回响,却未必有理。钱锺书先生搜集确认的直接承袭自《报任安书》的后世文章,至少有十数篇2 ;而其辞藻乃至情绪流荡至后世文人、诗人之中的,则更将难以计数了。从形式上来说,无论如何是说不上「没有回响」的;所谓「震古烁今」的文字,必当要在后世的江水之中泛起一点余波。

然而,从我的理解而言,司马迁在精神上是绝后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很以比较确定的说,「虽累百世」也再不会出现第二个和司马迁有相同——甚至哪怕类似遭际的人物,这是客观因素;另一方面,司马迁所具有的理性思想与感性情怀,后人似乎只能得其一而没有机遇——或者没有意愿兼得,这是主观因素。司马迁是历史的一位先行者,在他面前有许多未知的命运,他没有先例可援。但对于后代文人而言,借着本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特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而任意的附从于先世的解决方案,或广济天下、彪炳史册,或饮酒赋诗、归隐山林,总之他们可以依靠历史的经验而把自己的生活和精神都打理的妥帖,使之自洽而不产生矛盾,这是司马迁所不能做到的。司马迁的文学、史学成就是人们共知共识的,这一方面的追随者数不胜数(司马迁堪称几乎所有后代史学家和散文家的老师);但他在精神方面却是寂寥的,事实上并没有人在这一方面追随于他,只是浅尝辄止,无意深究。

司马迁的精神是高度感性化又极度矛盾的,这靠遍览群书不可能「习得」;而后世又未尝重现过那个造就司马迁的时代环境,因而司马迁和其《报任安书》的没有回响,便不足为怪了。

我们的古典文化当中,个人的情绪往往只是被「封装」之后才呈现于大众面前:或者包装成山林花木、鸟兽虫鱼,或者包装成江山社稷、兴亡盛衰,总之是看不见那个真实的人的。《报任安书》是例外之一,全文无涉于人类社会之外的任何元素,也无关国家的浮沉,甚至也没有什么高大的情怀作为装点(当然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想是真实存在的);支撑其全文架构的,是司马迁本人真挚的情感,是不为外物所蒙蔽和干扰的心绪之自白。这是在繁复的文章技巧之外所很难看到的一点宝贵的东西,这是关于一个人自身最真实的映照,胜过后代那些冷冰冰的历史记录。这是浩瀚的文献典籍中难得「令人感激悲痛」3 的一点真正纯粹的文字。

那么归根结底,为什么《报任安书》为什么失却了后世的回响?我们的文化是不是扼杀了这样的一重可能性呢?

2 《报任安书》中的感性色彩

《报任安书》的创作缘由是司马迁决定答复好友任安的来信。任安是司马迁为数不多的朋友中又意气相投的一位,但他相较于司马迁则更加不幸。在戾太子事件中,任安时任护北军使者,仅仅因为对支持哪一方的态度略有犹豫,而被武帝认为有贰心,下令诛杀。武帝当时说:「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4 可见任安在行事方面颇有自己的作风,曾数次违反禁令。历史上关于任安的记述表明,他是一个长于军事的官员,也是很有气节的人;因此可以说,司马迁欲自明心志,除了自己作文以外,也只能是在与任安这样的朋友互通有无之时,才有机会吐露心声了。

2.1 第一部分:由任安之劝告而引出的自我分析与检讨

书信开篇,是一段关于任安来信的回复。首先是题头,对自己的一段特殊的称谓: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其时司马迁已为中书令,且他不会这样地自呼为「公」,故这里的太史公并非自谓,而是对父亲谈的称呼。父亲是「公」,而自己则谦称为太史公的「牛马走」;这里我们可认为是对父亲的一种尊敬,然而我们也似可注意到司马迁对中书令这样一个宠职并不看在眼里。随后便开始了正文: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

司马迁已任中书令,任安希望他能以皇帝近臣的身份多提拔一些贤能之士。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但司马迁却不太愿意。他接着说:

……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

这是一段关于任安建议的推辞之语,推辞的原因到这里也并没有讲完。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司马迁已经将话题绕开了,进入了自己孤独的内心世界——我们事实上可以看出这本就是一段类于自言自语的絮叨。谈到「推贤进士」,司马迁首先想到的不是具体的事务,而是将其与自己的「身残处秽」关联起来,进而想象出实际操作时所将面对的「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读者不禁要感叹:受过宫刑的司马迁,的确已将这件事情视为其人生中最大的耻辱,终生不忘。而且,纵使受宫刑对一个人的外在形象似乎不会有什么影响,司马迁自己却将这种耻辱视为自己身上已经留下的深刻的烙印,好像每个见到他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种耻辱一般。写着这段言语的司马迁,恐怕已经暂时忘却了要将信寄到哪里,只是对着自己孤寂的心灵世界畅所欲言。接下来,他又写道:

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

很显然,尽管这里司马迁只是淡淡地点出「士为知己者用」的古训,而没了下文,但可以确知这句话背后藏着一句「少卿恰吾之知己」。与其说是委婉,不如说是一种默契;既为知己,也不必说多余的话了。如果再看到下文的

……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恐卒然不可为讳。

联想到这时的任安已是一个待死之人5,则更见这段话里藏的是泪,是两个大丈夫当面不敢、不愿留出的泪。世间能够理解自己心意的人本无一二,如今这几乎仅存的一位也将离自己而去,司马迁更感萧瑟与凄凉。但这些都止于其心,落到笔上而化为寥寥的「恐卒然不可为讳」几个字;也或者,他把自己要说的一切都寓于那个比喻之中,任安是将死的钟子期,而他自己则是预备好破琴不复鼓的俞伯牙了。复杂的情感最终只凝结成一串看似冷冰冰的文字,或许是他们二人都因各自的经历而已学会了淡看死亡,或许是司马迁提防于他人拾获信件而再给自己加上「诬上」的罪名,决定写得隐晦一些。不过,这种情感在后面终于猛烈地爆发出来:

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

此刻的司马迁看到的是生死两隔,看到的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可能接近他的内心世界的人也将远去,看到了他本人也将提前走入一种精神上的死亡——恐怕从此再没有人能体会他内心的苦难与沉思,他将独自保有这一切而至于肉体也最终湮灭了。这里是两个「长逝者」:即将断头的任少卿,与心绪无继的太史公。因此,这封信成为了他与一个即将别世之人最后一次交心的机会。值得惊异的是,他似乎并没有为任安的即将远去而感到痛苦与留念,这里的痛苦竟全然是他自己的,是自己「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的痛苦。他想到的是任安将为不能晓知自己的心意而「私恨无穷」,却非他自己的「不测之罪」。第一次读来,未免感到司马迁是否太不尽人情,只关注自己的事情而全然忽略了好友将面临的是死亡。可是要看到,这里所披露出来的,恰正是司马迁的内心世界,它与外物无干,甚至也与好友的噩耗相脱离了。这里的确全然是司马迁自己的痛苦。

至于任安的不测之罪,司马迁恐怕是没有办法在书信中予以同情的,毕竟这是皇帝本人的旨意,没有指摘和怀疑的入口;司马迁的同情与怀念,已经在那「知己」之语中表露了,因而这里的一种「自私」,不管是否需要我们来体谅,任少卿自己也许是能够理解的吧。

在前面还有一些言语,大多是论他当时情况的,可暂且不看。接下来司马迁便开始叙说自己这边的情况了: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接下来便是引述历史上那些为人所耻的宦官之例了。)前面的「五者」看起来是一段古典的排比,罗列前人标榜的道德标准;但我们不妨从前往后看一下,前面的「修身」、「爱施」、「取予」似乎都很难与司马迁的精神世界发生关系,或者说这些在他的身上并不具有特殊性;后面的「耻辱」、「立名」却是与司马迁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的,其中「耻辱」可看作一种应激的行为(无辱则不必耻之),唯有「立名」是他自有了自己的人生意识以来所追寻的第一等目标。同样的,看到后面一段话里的四大耻辱之中,却唯有最后的「诟莫大于宫刑」是司马迁真正想说的一句话,前面只是在积蓄这样的耻辱之感。从前向后堆垒,似乎想要说明的一点便是: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已至极处,而我所受到的打击与污辱也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极端的理想面临极端的遭际,将要迸发的便是极端的情感。先秦诸子已用的没有什么兴味的排比句式,在司马迁的笔下发生了新的作用;这里并非要分析他的文采,而是要看到,这里看似的波澜不惊,蕴含的是他内心之中急剧翻滚的情绪。他的激烈情感甚至不能为文学形式所束缚,而反过来作用于这束缚,使之一起翻腾起来了。

接下来的,又是一段排比:

夫中才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而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

他一面以自己身为「宦竖」,表示耻辱与卑微;一面,树立的却处处是士大夫的榜样,这当然是出自于他的特殊经历,不必细说。他所用于相较的那些榜样,有「自结明主」的人,有「招贤进能」的人,有「斩将搴旗」的人,有取「尊官厚禄」的人,而他当然不在其中,自然要由此表示遗憾与自责。但这里与其说是树立了榜样,不如是他内心世界中那些缺失面的映照;司马迁真的愿意去做这样的人吗?当然不。这里全然是一种对于「身外之物」的敷衍的、事后6的参照,而绝非他真正所向往的。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样的「自惟」看作是司马迁本人的自我剖析,他借着朝廷里这样一些人的形象,而从外部勾勒出了关于自己的一幅图景:不能「自结明主」,只是默默的做事;不热衷于为朝廷「招贤进能」,而只是一心想着发挥好自己的聪明才智;没有「斩将搴旗」的本事,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厌恶「尊官厚禄」,把文学的、精神上的成果看成真正的财富。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又保持着史学家的视角,剖析着自己,点评着自己——他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参考自己,但是又并非分离的,而是全然融为一体的。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时候司马迁是拿着放大镜真正在看自己了。「无所短长之效」,简直就是这一段自我分析末尾的那段「太史公曰」,是他对自己这几十年来人生历程的一个定论:我似乎是无所事事的。这结论暂时先摆在这里。

回忆继续行进着,他终于慢慢引出了自己不愿参与「选贤举能」的真实考虑:

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纲维,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

他觉得自己曾经身为一名有正当身份的士大夫,未尝建言献策;而今背负着耻辱,却还欲以荐士之名来「论列是非」,简直就是对朝廷和当世之士的侮辱,因而这种做法是断然不可取的。中书令的宠职,在司马迁眼里全然是空,他只看到自己是「宦竖」中之一员,背负着巨大的耻辱;他考虑任安的建议时,似乎也并不关心自己的位置已不若从前为太史令时那样低微,只是感到「无所比数」,想到一般士大夫对这一身份的鄙夷。也许本没有人向他施加压力,但他却对自己施加了百分之百的压力;他无疑是借着任安给自己建议这件事情,而组织起自己的思绪,对自己再做了一番深刻的反思与检讨。因此,即使此刻刑罚之耻在时间上应该是远去了,但这一切对司马迁而言却仍在昨天;他在精神上仍然被囚禁于那阴森的地牢之中,哪怕周身是庄严雄伟的宫殿也仍不能阻止他自觉「在阘茸之中」。

回绝朋友的一个不太恰当的意见,对于他们二人而言都是无所损益的;然而司马迁从这一则意见出发,而走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走进了一个感性的世界。读者应当诧异于司马迁笔下这种看似平淡,实则剧烈波动的心灵历程之行进过程。在这生死诀别的时刻,司马迁已经确定,对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挽留,而是各自奉上最后的、最有价值的一点告白。任安来信中说了些什么,可惜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不过可知的是,在面对朝廷大辟之刑时想到的却还是劝好友为国家招募人才,任少卿可谓「大公无私」也);而司马迁的告白,就在这里。

最后,是一段长叹:

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还有什么可说的?自我检讨到这里收束了,司马迁觉得自己是可笑的;然而读者可以相信,与其说是他的可笑,不如说是他所面对的那一切遭际的可笑。经历过这一切,一句「尚何言哉」,其间情感是复杂的,似乎怎样去理解都可以。悲剧的高潮已经过去,现在这出戏的主演,要站出来向他在世之时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观众任少卿,回顾这一切的发生与终结。

2.2 第二部分:关于往事的追述

追述的开头,是一段总的评价: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事情是复杂的,于是有详说一番的必要。然后开始了正式的论述:

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这个「负」字常惹起争议,它究竟是指「没有」还是指「拥有」,并无确解。说司马迁抱有「不羁之才」,再合适不过了,只不过这话确实不该由司马迁自己讲出来;和后面的「长无乡曲之誉」对照起来看应当又是一段谦词,我们可先不论这里的含义。

可这样的「不羁之才」,却没有去向自由的领域之中;司马迁跟随者父亲,进入「周卫之中」,他终究要继承父业做下一任的太史令。

司马迁自己称「戴盆何以望天」,可是他也许并非一个适于「戴盆」的人。他的确做到了「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可是他似乎没有忘记对于朝堂诸事和天下苍生的关怀。这是悲剧的来源。从情怀上讲,司马迁是一个所谓的「浪漫的自然主义者」7,这种浪漫与自然并不能为儒家入世的使命所轻易压制住,哪怕他在心底是以「孔子之后五百年」的那个接班人而自居的8。这里是性格与使命的矛盾,是「道家情怀」与「儒家理想」的矛盾 9。司马迁在年轻时决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而言富于情怀和以文载道似乎都是充满激情与力量的事,是没有分别的。放浪不羁的文笔文思与综述往事的责任感融合在一起,这便是司马迁青年时代乃至整个人生的主线了——他在「日夜思竭其材力」之中探索着尘封的史册之中那些曾经鲜明生动的人物们的内心世界,而在这过程中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也跟随者前人的脚步而丰富起来、饱满起来。唯一值得可惜的事情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戴盆」而不「望天」的后果,他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渐行渐远,也便与他本需要依赖着的现实世界渐行渐远,而失去必要的联系了。

于是李陵之祸来了。他记道:

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司马迁坦言自己与李陵并无深交,他一切的出发点是自己对于李陵的观察、了解与体悟。他以为李陵有「国士之风」,评价是极高的,尽管李陵此时不过是出征塞外的众多武将之一。任何一个持现实眼光的当世官员,恐怕都不会这样来看待别人;唯有长期浸淫于历史文献之中的司马迁,能够从李陵身上看到许多年以前曾经在其他人身上光辉闪耀过的人格魅力,而正是这种欣赏使得司马迁顾不上现实情况之不利,而要孤身一人「为李陵游说」了。好一个「私心痛之」!司马迁的确忘记了顺从这同情的后果,但他却看得见那些冷漠的人们不过是「全躯保妻子之臣」而已,一得一失,也算值得。

接下来便是对李陵战况的一番描述: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

我们已经不需要再点评这里的描写如何生动如何扣人心弦了。司马迁并没有来到现场,这一切描述大概只是加工自前方使者传回的消息或者事后的有关传闻;然而这样一次加工,却不能不使人感到信服,使每一个读者不禁要为李陵而感到同情了。「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如何想象这是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所作出的文字?司马迁不仅是同情着李陵,在字里行间我们甚至能感受到一种冲动:他甚至愿意去做那时李陵手下一个普通的「士」而「北向争死敌」。这里也许有一种受苦的意识——他愿意与他所敬重的人一同受苦,甚至代他而受苦。这样讲并不言过,哪怕这意识不过是抒情诗人千万思绪间的昙花一现。

画面马上又转回到长安城中,这里终于引出了司马迁自己的悲剧: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虽古名将不过也……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功亦足以暴于天下。……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

这里的好恶之分已经非常明显了。公卿王侯们的「奉觞上寿」,在这里是一种绝对的丑态;武帝的「食不甘味,听朝不怡」与大臣们的「不知所出」,不能不让人生出一丝厌恶。但司马迁只是继续写着。他尽管压着说自己不过是「不自料其卑贱」,是「款款之愚」,可是这些谦词抑制不了他激越的情感;朝廷官员们的冷漠对他而言简直是无可理喻的,是荒谬的,是丧失了人情的。而他用真情看待李陵之降,决心为他说些什么,哪怕这些是无能为力的。他忘却了自己的安危。

司马迁当然不会不知道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好刑专杀」,也能够料想到被判定为「沮贰师」的下场。可是他没有停步,他无视现实的威胁而决心要将这人格欣赏上升为实际行动。对于后人而言,这里可以有许多重理解:是不是司马迁久居馆阁而不知朝局艰险,一时忘却了遍行的贪官酷吏?是不是司马迁不善言辞才造成了他的「未能尽明」?为李陵游说是不是司马迁的第一次公开议论(从而犯了幼稚的毛病)?但可以确定的是,司马迁的悲剧在这一刻之前已经铺垫好了,他走到这个历史的关口时能走的只是一座独木桥。

这位几乎不曾参与政事的史学家虽然拜倒于儒家的古典理性和其文学、思想架构之下,但他飘然的、深情的人文关怀没有泯灭,更不知道执事者们掩藏于仁道之下令人汗颜的现实态度。他相信是「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但这一切或为托词或为一厢情愿,并非现实的境况。他不在那举杯祝寿的人群之中,自然也不可能了解他们心里打的些小算盘;事后总结是他们「全躯保妻子」,其实他们中的许多恐怕根本未尝顾及妻儿,只是叨念自己的利益而徒一迎上意罢了。这短暂的人性之火,换来的是「下于理」,他感慨道自己的忠谨未得自陈,自己对于人世的看法甚至未得有效的表达,便已经使得他身陷于囹圄之中了。

随着叙事的推进,司马迁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死牢之中,四下寂静,只有令人窒息的昏暗与令人联想到死亡的狱吏在走道中行尸走肉般的巡逻着。「……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钱是没有的,他多年来只是子继父业行着「文史星历」之事而不可能得尊官厚禄;他的交游也许本就不广,而自己临于死难之时则更是集体沉默,各求自保;至于皇上的左右近臣,则更不可能为这样一个自讨苦吃的「理想主义者」而说一两句好话,他们恐怕是这个国度里最现实最功利的人了,他们与司马迁全然是两个世界的。一切机会都不存在了,他只能在两种同样的黑暗之中捡拾一种。他感慨道:

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为了一个远在天边的悲剧英雄,司马迁站了出来,投射出发自内心的同情与怜惜——可最终他得到的是比那位悲剧英雄更加惨烈的结局。在没有活物的黑暗里,「谁可告诉」?他在这特殊的境遇下才发现自己真的是那么孤独,这也许是他以前从未意识到的。他深沉的自我意识在属于自己的悲剧之中被唤生了——他已没有在那徒有其名的理性国度之中继续苟活的理由,他要远走高飞了。「仆又佴之蚕室」,他回忆着那令人不堪回首的惨状,受腐刑后因患风而不得不栖身于温室之中,身体上的折磨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极大刺激。「悲夫!悲夫!」他为自己的悲剧高呼着!这是比死更大的痛苦,也是更大的一个transform。司马迁到这里是未经生死的转换而已经告别于过去的自己了。最后又是一句「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俗人」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他究竟是在说谁呢?恐怕是在直斥那些因利益而失却了感性的同僚们吧。

关于过去的回忆到此结束。我们也许会问:任安既为司马迁的挚友,司马迁又曾言「此正少卿所亲见」,这件事对于他而言应当是非常熟悉了,为什么司马迁还要这样动声动色地再次追述呢?可以说,是因为这件事情对于司马迁的影响太多深远,以至于他在回信时觉得不能不再叙述一遍,以作下文之议论的背景;或者说,是司马迁认为任安并不了解自己作为当事人的真实感受,因而要细细描绘,以消除他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存在的误解。可是,我想我们还有第三种思路:收信人任安在这一情景中已经隐去了,现在是司马迁一个人的世界;由「推贤进士」的建议出发,他已经深深的堕入了自己的感性世界,这是他难得的一个宣泄感情的场合,因而也便一发不可收拾,而冲破了一切的约束与规范。信文与笔墨构成的二维空间在这个时候对于司马迁而言比外面的任何空间都要广阔,这里是他唯一能超越现实而触碰、激发、燃烧情感的地方。他作为另外一个悲情的英雄在字里行间「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他几乎要在这里与可憎的现实同归于尽。

2.3 第三部分:关于生命之残存的回忆与自白

但他没有与现实同归于尽,儒家的理性与价值观在他自由浪漫的同情心闯了大祸以后终于站了出来,而且占据了主导地位。他重新拾起了对于现实境况的考虑: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在入狱之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本是很低微的,其所居的地位本就不为一般人所重视。「流俗」这样的称谓又一次出现了——他把自己和其他的人隔得很开。当他把自己放在整个时代之下时,他发现自己的死亡其实是很次要的,如同一滴雨落入大海,一刹那就被吞噬了,不会有人铭记。「与蝼蚁何以异?」与他的理想相较,死亡变成极为不值一提的事情——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贡献。他没有让对别人的同情延续到对自己的态度上,因为他和别人还有区别。他可以对自己的生死做一点选择,哪怕是同样令人痛苦和耻辱的。

于是他从自己这一个小小的个人走出来了,他把自己的感性情绪打碎,而溅落于浩瀚的历史当中:

而世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

不错的,他只是一个小官,是「流俗」所不屑的,更不具备当时一般士大夫的生活环境、条件与所谓的「思想」。但他志在「故君子」,志在「死节者」。如果苟且这样一死,世人不会将其与「死节者」等同看待,他们将顺从司马迁外在的低微身份而直截了当的推测这个人不过是正义与威严之下又一个被惩戒者而已。他的感怀当然会因此磨灭,有关他的一切都将由下一批不明真相的人胡乱的诉说,这是他不愿接受的事情。他叹道「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当然愿意「重于泰山」,可现在的结果只能是「轻于鸿毛」——如果只是服从于所谓的「不屈」和「正直」而走向死亡的话。他看到这场悲剧的观众是寥落的,甚至一个人也没有。这是对于他的心绪的一种污辱。

然而污辱并不止于此。他又接着说道: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可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

又是一段连绵不绝的罗列,总计十一种状态,而他现在于前十种都不关心,直接坠落于「最下」的「腐刑」。层层累积,他极其想说而又没有落笔的一句话是:「耻辱至极,世间未尝有也!」别人曾经的故事都与他无干了,他把自己直接置身于最大的痛苦下。哪怕对于有些人而言受宫刑是一个极好的免死的机会,他仍要从精神上为自己再判一道重刑!「刑不上大夫」,士大夫面对重责应当自裁,那么他是否要与之同流呢?不仅在现实情况下他已失却了这重机会,而且司马迁自己也确信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将他与「死节者」并列。形势之别使他在这尊严的得失问题上得不到任何一个较好的选择。

在这方面跟从古君子的道路就这样被阻断了。司马迁清楚的认识到,自矜于不受辱的理想,对于这种状态下的自己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他勉强地依靠着理智而从一时间为感性火焰燃烧、笼罩着的幻想中退出来了。

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已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这位历史学家在一片昏暗之中,终于拾起了自己的本行;情绪化往往使人片面的看到历史中的一两个侧面并籍以为自己不切实际幻想的支撑,现在司马迁意识到了这一点,决定不再重蹈覆辙而沉浸于「古君子」的神话了。于是许多曾经的英雄站在了他的前面,他发现这些人曾经也与他一样被囚禁于这样昏暗的地方。他们远比自己站得高,但他们「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他们是一样的卑微与无能为力。他的眼界突然大大的张开了。他看到「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谁能轻易地逃过命运的制裁?来到这样一个关口,任何的理想主义都成了空话,因为他的双手是被缚住的,他空有一颗心砰砰跳动而没有力量砸碎自己的锁链。于是在他心中翻滚的波涛,便与一只小小鱼缸里的波澜没有分别了——都是不值一提的,惶惶然的人们不会知道这一切。人常常为表观的情绪所诱导,一时激愤,一时悲戚,然而这一切竟然最后不过是形势之别,司马迁哀叹道:「审矣,何足怪乎?」人的力量远没有那样大。顺从一时情绪,「斯不亦远乎!」一切都该到这里为止了!司马迁又称道这正是「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如果仔细对照前面他说的「刑不上大夫」,便可见这是对于那一句话的补充:士大夫不当受刑罚之辱,可是若不能「引决自裁」,也唯有抱怀现实一些的眼光,而作出慎重的选择了。现在是他书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刻了。

他要为自己的「苟活」做辩护了: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好一个「怯夫慕义」!这世间本就有比「义」更能永恒的事物,在这人生中最卑微的时刻司马迁也翻越重重阻隔而抵达了这个时代的绝顶。在一百万的不幸中司马迁得到了一个万幸,那就是他既不必「念父母,顾妻子」,又可以不再「激于义理」。他的感情和理性交混起来,而最终引领他超越了一切的表观,他直抵身后之事,在这一个时刻做了翱翔于人世之上的一只雄鹰。他以「幽于粪土」而为自己施加巨大的苦痛,同时又抱定了自己的那一点「私心」,他尽管未言出但事实上已经清楚这种痛苦将引领着他和他的文字来到前人从未抵达的领域,他要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而前进到新的,灿烂的世界。「鄙陋没世」自然是「名不称焉」,他要的是「文采表于后」,精神的传承此刻已经远远的高于个人的荣辱之上了。

他再一次在历史之中找到了与自己命运相似的人物: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先人的功绩陈列于此,我们不禁要顺着史公的思路感叹:我们民族文化中最宝贵的一部分,都是来自于痛苦的力量!这正是司马迁所言的「有所郁结」。外部事务的不顺心意,使得他们决意与当世的固有环境背道而驰,从而开辟了一条条新的道路。而现在,这位正在做着文章的司马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是受着「最下」的痛苦,那么他将得到什么呢?无疑是最深的智慧与体悟了!「述往事,思来者」,今天已经失去,但是他还有昨天的历史与明天的新时代。他要用自己一个人之幸福的失去,而搭起一座从污浊通往高尚与正直的桥。他真正地在一无所有之中得到了全部的价值,并要将它奉献给整个世界。这便是他自己的方案: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他宣称自己是「不自量力」,依靠着「无能之词」,而总结了自黄帝到当世以来的数千年历史。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要查明人类社会与广袤世界的交界线,疏通历史演进之中的得到与失去。但更重要的是,他要「成一家之言」:普适的历史价值观已经无法找到,只有自辟一条新的道路了。未待完工,灾祸降临,他屡屡掂量,终于确信精神的永恒要高于一时死节之凛然;他仍然服从了理性的召唤,但他并不局限于这理性王国的前途:他决定为全体人类的前进做一个垫脚石。这里是悲剧真正的高潮,「就极刑而无愠色」,他失却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尊严,他面无恐惧而心里必定是泣着血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情绪在这里走向平静,因为这封信就快写完了——他无意再悲哀婉转了。

司马迁已经把目光投向了这偏安的一隅之外更远的角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他看见自己闭上眼睛许多年以后世间泛起了新的波澜。「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全身的气力奉献给了自己的著作,待其终笔,一切也都完成了,他剩余的生命在他自己看来竟然都是多余的了。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和尊严哺育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生长起来的人们了。当然,他仍然相信,「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俗人」第四次出现了。他在当世除了任安这样的挚友是没有倾听者的,但他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明智的人追随他。他从个人的孤独中摆脱出来,而决心把它铸成全人类可以共享的智慧与深沉。

2.4 第四部分:余绪

信写道这里,大致可以收尾了;该讲明的都已讲明了,好友任安也不会「私恨无穷」了。但司马迁没有停住,他还是忘不掉自己为了「成一家之言」而经历的难言之耻。他叹道: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他没有忘记自己燃烧自己的代价是要遥远地袭受同乡的耻笑和对于祖上先人的无颜以对,尽管这些对于他本是可以忘却的。他也明了自己做什么都不过是「垢弥甚耳」,他的耻辱永远无法洗清了;以至于整日担惊受怕,沉重的心理压力无法移去。这是一个巨大的代价,甚于生死,令人怜惜。他为着这一切要继续忍受终身的痛苦了。

信快要收尾了,好友任安的那个劝告最后一次浮现于他的脑海之中,他也最后一次重复道:

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

我已为痛苦紧紧缚住,勉强支撑着完成了自己应尽的使命;现在你请求我「推贤进士」,岂不是以为我真的愿意做这样一个中书令吗?岂不是与我的那「私心」相去甚远了吗?即使是难得一二的挚友,也没有深入司马迁的内心,其孤独可见一斑 。痛苦已经把这位曾经的士大夫和现在的「负下」之人摧折到失掉他百分之九十九的信心,他对于自己的所谓未来已不抱任何期待,更不期待用曾经那样激越的情感和他所倚重的文采为自己洗清耻辱,只是眼巴巴的看着死亡一步步临近,因为他还余下了百分之一的信心:《太史公书》终将浮现于世,他的使命一定会完成的。如今需要他本人亲自施行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可以到地底下去静静地等待了。所以,这「无益于俗」的事情还是算了吧——这是第五个「俗」字了10

临近止笔之处,他为自己的人生作了一个断言:

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死了才会有个结论的!绝望至此,一般人是无可想象的。他是期待着死后「名誉流于千载」11吗?我只是单纯的揣测,他没有为自己期待任何的结论。这些已经不属于他,他也看不见这一切了。他所期待的一切,都要等到他告别人世以后才能兑现;如此,也就留下一句「要之死日」吧,让他们去议论去争辩,而我可以静静的休息了。我们应当看到,这时的司马迁已经四十四岁,他还能勉强支撑着直面人生中的失落,却已经没有力量歌颂和畅想美好的或更加灰暗的未来了。「思来者」的使命,他不能代为完成了——他要留给后辈去完成。

最后是一段落款:

书不能尽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一切结束,这是太史公的电台对世界上最后一位听众的播报,也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司马迁最后的记录。这位历史学家四十六岁以后的人生,没有人代为记述12。一个在文海中见证了许多英雄与懦夫之死亡的饱学之士,自己却默默流落到黑暗之中,「流俗」中没有一人向他投去同情的目光。悲剧收场了。

3 从司马迁回看理性国度

《报任安书》这篇作品是极其特殊的,它是司马迁除了《史记》一书之外寥寥的几篇个人创作之中最重要者,而其所抒发的情感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这种「空前绝后」,不仅由司马迁本身的特殊遭际所导致,更是来自于司马迁本人极鲜明的个人情怀。情感与精神足以作为《报任安书》中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元素——余下的那些闪耀之处,大多是后人可以较为容易的借鉴来的,唯有这如火的情感不可能随意效仿得到。

李陵案给司马迁造成的影响是不能从冰冷的历史记录中所估量出来的,即使是从《报任安书》中也仅能窥见其一角。对于一个情感炽烈的人,外在事物本身也许并不会对他的思绪产生过分的扰动,但他自发的思索、琢磨与浮想联翩却会在他的心底煽动起遮天的巨浪。李陵一家的安危对于司马迁而言终究只需一种相对次要的关怀,但他关于这次事件的整体反思以及对于自己终极理想的辗转、犹豫、绝望和最终的忍辱负重,终于在他曾经十分完满的世界认知之中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创口,他的情感也便由此喷泄而出:

  • 他看见伯夷、叔齐「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这样的忠心也只是「得夫子而名益彰」,而再无法置信于「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曾经还带给他一丝幻想的「谣言」。

  • 他看见项羽的一世英名终究没有助他担起平天下的重任,而败于曾经为他所蔑视的刘邦手下,自刎于乌江之畔。「天之亡我,我何渡为」是项羽的仰天长啸,更是司马迁自己仰观命运天空的长啸!

  • 他看见李广的身经百战终究敌不过权势与阴谋,而他亦不忍苟活,「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在敬爱着他的将士面前一死了之。李广之死,深藏着的是司马迁自己对这些刀笔吏们的极度仇恨,而这种仇恨将指向那坐的最高的人,指向那徒有虚表的大厦。

  • 他不屑于理性国度的虚架子,却崇敬着他名义上的领袖孔老先生。「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绝不迎合别人的喜好而改变自己的立场,他宁可处处困厄也要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司马迁何尝不盼望自己也能如此?他全然不顾自己是孤身一人而「背叛」了整个世界,他已表明「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了!他要的只是内心的狂风暴雨,和外在的坚贞不摧。

  • ……

对于治史者而言,分析《史记》一书中那隐约可见的以李陵案为中心的「前后」分界线,是一件极重要也极为有趣的事情。年轻时候的司马迁,遍游神州,心潮澎湃;歌颂英雄,歌颂烈士,歌颂太平的盛世。到作《报任安书》之时的司马迁,在万念俱灰之中为《史记》坚守着最后一丝生活的信念,用他的笔向昏君、奸臣、酷吏与害民的官僚们砍去;为悲剧人物垂泣,用自己的血泪为那些即将被遗忘的人们筑起不倒的纪念碑。这里似乎有显然的差异,然而我们也可以说,这两种状态在事实上并无二致:不过是后者因司马迁所遭遇的耻辱而增添了新的色彩与力量罢了。

那么最后我们应当问上一句:司马迁所背对着的、抗争着斥责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为理性所支配起来的看似完美的世界。而他也并未真正地离开这里,他只是无法容忍那古典的理性吞噬自己所珍视的情感,因而他的心常常在这庄严的、阴冷的殿堂之中燃烧起来——他燃起了理性国度之中罕见的、温暖的、令人感激的感性之火。这明亮的火,始终为他的百三十篇保驾护航;也曾经使他身陷囹圄,又最终让他决心「重于泰山」,佝偻着从地底下站起来,站在了这东方大地的顶点之上。这些话,在他活着的日子里不会被人讲起,在他死去几千年之后的日子里也不会被人讲起。唯有到了那古典理性的神殿终于腐烂变质,倒塌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我们才会看到这火焰曾经的闪耀,并也将看见它重新燃起,照耀目力所能及的每一个角落,带给人智慧与幸福。

  1. 当然这里的「全体」也不过指全体文化人而已。 

  2. 见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卷)·二三全汉文卷二六》中所述。(三联书店2001年版,135-136页。) 

  3. 宋代楼昉《崇古文诀》中对《报任安书》的点评。 

  4. 《史记·田叔列传》末褚先生补叙的内容。 

  5. 我所见的文本之中,有的说这里的不测之罪就是戾太子事件后武帝诛任安一事,也有的从武帝言「安有当死之罪甚重,吾常活之」及其他证据而推断这里的不测之罪只是任安之前数度临刑脱险中的一次;但无论如何,在司马迁这方面看来,任安确实是不久于世的了。 

  6. 遭祸之后。 

  7. 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的著名评价。 

  8. 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开头的描述。 

  9. 加上引号,意指司马迁的情怀与理想并不能简单地归于儒、道的学说之下,他有他独特的创见。 

  10. 本来前面还有「从俗浮沉」,但我个人以为那不过是谦词,不必理会。 

  11. 《古文观止》中的评语。 

  12. 《史记》中最晚的记载是关于李广利兵败降匈奴的,是年为征和三年,司马迁四十六岁。